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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各民族為一體: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大檢查的緣起與實施
                    作者:陳建樾 日期:2021-11-17

                    【作者簡介】陳建樾,中國音樂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民族理論與政策、臺灣少數民族歷史與政策。

                    【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科研規劃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大問題研究”(2020ZDGH017);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聲樂藝術研究”(19ZD14);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社科學術社團主題學術活動項目“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政策百年演進與賡續”(21STA014)。

                    【摘 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與新國家”的韌始,這個有別于歷史上各時期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民族平等的立國之本,也是打造“團結成為友愛合作的大家庭”的基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堅持不懈地在制度建構、話語建構的同時,綿密而持續地通過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建設基于民族平等的新型民族關系,這顯示出中國共產黨基于多民族國情而重構現代國家的努力與堅持。以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民族政策大檢查是一個不斷發現偏差、高位推進、詞語調整、政策強化、立法入憲的累積和累進過程。

                    【關鍵詞】民族政策;民族團結;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2014年,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民族團結,要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問題,從共同綱領到現行憲法都做了規定。大漢族主義要不得,狹隘民族主義也要不得,它們都是民族團結的大敵。大漢族主義錯誤發展下去容易產生民族歧視,狹隘民族主義錯誤發展下去容易滋生離心傾向,最終都會造成民族隔閡和對立,嚴重的還會被敵對勢力利用。當然,人民內部、同志之間真正能上升到主義層面的分歧并不多,要防止無限上綱上線,把‘兩種主義’變成內耗工具。要各去所偏、歸于一是,引導各族干部群眾自覺維護國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團結大局?!?021年8月底,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在概括總結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時,首先要求必須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高度把握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歷史方位,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統籌謀劃和推進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同時指出,要正確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各民族意識的關系,引導各民族始終把中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識要服從和服務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要在實現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利益進程中實現好各民族具體利益,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拔覈迨鶄€民族史歷史形成的客觀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因此“處理好民族關系始終是國家政治生活極為重要的內容”。因此,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民族工作中的直接體現,這不僅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在新時代加強民族團結和鑄牢民族團結思想基礎的重要工作基礎。

                    一、“兩種民族主義”的定性與定義

                    相關研究指出的,中國共產黨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理論源頭可追溯到列寧和斯大林的有關論述,也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把民族主義區分為彼此對象化的兩種,來自列寧晚年的思考:“抽象地提民族主義的問題是極不恰當的。必須把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大民族的民族主義和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睋罹S漢回憶,“西工委”在討論《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和《關于抗戰中蒙古民族問題的提綱》時,毛澤東指出不僅要反對大漢族主義,而且也要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因此,提綱在正式發表時,增加了也要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內容”;1940年,李維漢對“兩種民族主義”進行了歸納,當時的用語是“肅清大漢族主義的傳統”和“糾正狹隘民族主義的傾向”:

                    大漢族主義的傳統就是壓迫弱小民族的思想、綱領和行為。大漢族主義的實質,就是在于力謀維持壓迫回族的政策,就在于輕視和和侮蔑回族、回教及其風俗習慣的心理與行為,就在于盡力支持回族中一切落后的黑暗的東西以便利自己對回教的統治,就在于力謀抑制民族平等思想的生長與傳播等等。

                    狹隘回族主義傾向的實質,就在于力謀離開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總潮流,而把自己關閉在自己民族的外殼以內;就在于力謀排斥一切外來的但是進步的東西,而不關心那可以使回漢民族彼此接近聯合起來的東西;就在于極力閉塞自己民族大眾的耳目,使他們盲目的反對大漢族主義,以保衛自己在民族中的特權等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共同綱領》的第50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其中,“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一句,是周恩來親自加上去的。

                    開國大典后的第五天,中共中央就立即調整關于“自決權”的表述:“關于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今天不應再去強調,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它對各少數民族特別表現為大漢族主義)曾強調過這一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情況,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黨領導的新中國業經誕生,為了完成我們國家的統一大業,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分裂中國民族團結的陰謀,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就不應再強調這一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于被動的地位。在今天應該強調,中華各民族的友愛合作和互助團結?!痹诙扒拔倪@一文件中,清算“在某些黨員中可能存在的大漢民族主義的遺毒”,被列入“我黨對于少數民族的政策”之一。

                    1950年4月26日,中共中央要求“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應依《共同綱領》第五十一條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灰凇稚厦婀谝宰灾味?,稱為自治政府或自治委員會等。因為這是不必要的,且在中國的歷史上,這樣的稱謂多是反革命派的做法,如我們也這樣做,將在思想認識上給少數民族人民以不良影響”。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在慶祝五一節口號中列入“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努力建設平等友愛的新中國!”1949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和西北局的電報中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外,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數民族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人參加政府工作”;劉少奇也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電報中提醒西北局和新疆分局的領導,應注意部分漢族黨員中“常常保存著看不起少數民族領導人的大漢族主義的觀點”,并要求“在黨內黨外都要特別要注意處理民族問題”。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第一次闡述了對新中國統戰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全面規劃。李維漢代表中共中央對我國民族政策話語雛形的基本論述是:“為了解決我們國家內部的這些民族矛盾,使各民族確能在平等互助的基礎之上相互團結起來,為各民族共同的幸福和發展而奮斗,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成為各民族人民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就必須采取有效辦法去逐步地消除民族間的仇恨、隔閡、猜忌、歧視和不信任的心理。這里要在大民族中反對大漢族主義傾向,在少數民族中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傾向,各自檢討,分工進行,目前尤應著重反對漢民族中的大民族主義傾向?!睍?,周恩來從國際到國內三次提到“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問題:首先指出愛國主義必須要反對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是反依賴主義的,愛國主義是反民族主義的”;其次把國內民族關系歸納為民族區域自治、民族發展、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語言文字權利等諸問題,并把民族關系的核心理解為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問題,“民族關系——反大漢族主義、反民族主義”;最后提醒在統戰工作中應注意處理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問題。11月,李維漢在政務院的報告中指出“需要經常注意地根據具體事實在大民族中糾正大民族主義傾向,在少數民族中糾正狹隘民族主義傾向,各自檢討,分工進行,目前尤應著重于糾正漢民族和漢人干部中的大民族主義傾向”。

                    1951年12月下旬,中央民委用10天時間,對建國兩年來的民族工作進行了總結。會上,李維漢從民族關系、區域自治、散居的少數民族成分、各項事業發展和培養民族干部等方面對民族政策做了更細致的說明,并在延安時代的研究基礎上對把“兩種民族主義”從“傾向”調整為“殘余”的同時,再次歸納定性并指出了克服的辦法:

                    大民族主義的殘余,首先是大漢族主義殘余(此外還有在一個地區內占有多數民族地位的某些少數民族中的大民族主義殘余)的特點是:歧視或輕視少數民族,忽視或蔑視少數民族的民族特點和民族形式。由此產生政策上的急性病,冒險主義;作風上的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狹隘民族主義殘余,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各少數民族中。其特點是:保守與排外,看不見祖國的偉大和進步事業,看不見本民族的前途,安于現狀,故步自封,阻礙自己民族的前進。大民族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的關系,常常是互相影響,不可分離的。何者為主要傾向,要依當時當地具體情況加以區別。

                    在這次會議上,中央民委和各中央局民委集中就反對“兩種民族主義”提出了各自的建議。劉格平認為,“各地民族工作干部,首先應切實認真地學習民族政策,廣泛進行宣傳。因為民族政策史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有掌握了這個武器,才能真正克服大民族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的思想殘余,使民族工作得到迅速的展開”;“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干部,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努力地為廣大少數民族服務,但仍應注意克服做客思想和臨時觀念,堅定為少數民族廣大人民服務的思想,更好地團結少數民族干部和人民,進一步開展各項民族工作,各少數民族亦應盡量爭取漢族干部的幫助”。烏蘭夫強調,經驗證明“加強蒙、漢干部團結,是蒙、漢人民團結的關鍵。對這一工作,我們是經常加以注意的。在自治區采取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蒙族人民,尤其是蒙族干部克服和防止狹隘民族主義傾向;同時教育漢族人民,尤其是漢族干部,從各方面切實尊重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尊重少數民族人民的意見,消除大漢族主義傾向”。王維舟提出,“繼續加強抗美援朝運動,加強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教育,克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傾向。這是我們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環”。汪鋒表示,“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過程,就是基于和提高群眾和政治覺悟的過程。為了順利推行區域自治,必須繼續在漢族干部中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義思想殘余(如認為‘少數民族干部落后,不會辦事,政權交給他們就會搞糟’等錯誤看法),對于少數民族干部中殘存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傾向,也須適當防止和克服。經驗證明:在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消極拖延或束手束腳的態度是不對的,毫無準備毫無步驟或放任自流的態度,也是不對的”。張執一認為“二年多來的經驗教訓證明,在少數民族地區還有不少的工作同志,不善于掌握民族政策,不善于結合當地民族當前發展階段的特點和大多數人的要求進行工作,再加上各民族地區縣以上的干部多自外來,他們過去很少甚至從來沒有接觸少數民族,鄉以下干部又多是新干部,因此干部間很容易不自覺地發生大民族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的錯誤思想”;“就目前中南區情況說,上面兩種偏向,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前一種,即大民族主義的殘余影響”。

                    二、從整風、整黨到檢查民族政策

                    在1950年2月轉發臨夏地委執行民族政策情況報告的通知中,中共中央要求民族地區的黨委進行討論并“檢查自己的工作”。1950年5月,毛澤東要求“抓緊整訓干部,嚴格檢查干部作風,糾正政策執行中的偏差”等。

                    早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就對內蒙古的行政區劃有所考慮,毛澤東就此提出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貌,逐步實現內蒙古東西部的統一,“這一意圖的含義很明確,就是撤銷熱、察、綏三省,形成東西部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以徹底改變國民黨反動派及歷代統治者對內蒙古分割統治的狀況”。1950年3月,中央民委把內務部擬調整內蒙古自治區的行政區劃的意見轉發時任中央民委副主任兼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的烏蘭夫,烏蘭夫隨即致電劉少奇并轉在政務院負責政法委員會的副總理董必武表示不同意見,他建議“內政部所擬意見最好不做通過和公布”并表示準備向中央提出一個參考意見。劉少奇批示認為,有關行政區劃調整的問題“必須先取得烏蘭夫及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的確實同意后才能作出決定”,他同時請周恩來和董必武查問中央民委及內務部后作出答復;周恩來同時請烏蘭夫明確“對該項文件的具體意見,望即函告”。5月,周恩來在給出席各種專業會議人員和中直機關中層干部作報告時,把國內工作細分為需要掌握“政策觀念,全局觀念”的十種關系,其中就有民族關系。

                    在新疆方面,1949年12月下旬周恩來以中央的名義電告西北局:“有了共同綱領,各省一般不必要再通過什么施政綱領或方針,而以根據當地情況,通過一個決議較好”,“或將此施政方針更具體些解決新疆一些現存的主要問題,特別是民族問題,改好后先電中央審核,再提交省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并于事先多與各方協商,或就此施政方針再做具體修改電告中央。另方面,新疆省仍將原通過的施政方針電報政務院請示,然后再由中央經過政務院改正你們原文。究應如何委托,望考慮電復”。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團結少數民族很重要。全國少數民族大約有三千萬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躁,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的改革。當然,這并不是說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是可以改革的。但是,這種改革必須由少數民族自己來解決?!?。鑒于此,中共中央在6月13日發出經毛澤東改寫、由朱德、周恩來、陳云、李維漢、烏蘭夫審閱的《關于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嚴格防止機械搬用漢人地區的工作經驗和口號,必須嚴格禁止以命令主義的方式在少數民族中去推行漢人地區所實行的各種政策”;“以上各項,望各中央局轉令各級黨委嚴格遵守實行,不得違誤”。

                    6月16日,周恩來強調指出,“在共同綱領上,雖然對于民族政策已經作了明確、完善的規定,但事實上民族問題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這一點,必須經常提起注意”。6月26日,周恩來在政務院第37次會議上繼續提醒各級政府部門要特別注意工作中的簡單化問題:“民族問題在西北是嚴重的,方針、政策雖然對了,但一不小心,還會出偏差,還要出亂子。我們的干部,在處理民族問題的時候,大民族主義常常會不自覺地表露出來。就是很注意這個問題了,有時也不免會有一些疏忽。所以,我們在工作中要處處謹慎,否則小事情會變成大事情,局部性問題會變成全局性問題,即刻就會闖出亂子來”;“西北的民族工作有成績,方向是對的,但事情不能操之過急?!稽c搞,比闖出亂子來要好得多。少數民族地區和漢族地區情況不同,不能照搬漢族地區的做法”;“凡是涉及民族問題,比較重要的事情應該請示大行政區,更重大的必須請示中央。很多事情要請示,辦事自然會慢一些,但慢一些比出亂子好”。

                    從1950年6月開始,中共中央啟動了全黨整風運動,其中就包括整黨整干的內容,毛澤東認為,“這件事已成當前一切工作向前推進的中心環節。這一環節不解決,各項工作便不能順利向前推進了”。7月,毛澤東認為,北京市“在干部作風方面,上級主要是檢查官僚主義,下級主要是檢查命令主義”的做法是“值得采取,或部分采取的”。9月,毛澤東針對軍委民航局提出“這一次整黨應以檢查執行統一戰線為最重要的內容”,專門請李維漢起草一個電報請各地黨委在“整黨應注意統一戰線工作的檢查問題”,并要求“凡在統一戰線環境中工作的黨要檢查黨的統戰工作”。

                    1950年9月,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演中指出:“我們的民族政策,是對于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各民族的習慣、信仰,不強調某一個民族的文化與形式。少數民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我們反對狹隘民族主義與大漢族主義。我們提倡國內各民族團結互助,繁榮經濟,提倡文明化,共同建設富強的新中國?!?0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繼續教育漢族人民尤其是漢族干部從各方面切實尊重少數民族的民族平等權利,尊重少數民族的意見,消除各種各式的大漢族主義影響。同時,各少數民族內部也要經??朔鞣N各式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取得漢民族及其他先進民族對本民族的援助,學習他們的經驗,并爭取他們的干部為本民族服務”,并“在目前應當注意”的六個問題之一。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擴大會議上提出用三年時間進行“整黨及建黨”,并“以一年時間(1951年)普遍進行關于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教育,使所有黨員明白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并訓練組織工作人員”,同時要求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一九五一年召集兩次會議,討論統一戰線工作,并向中央做兩次關于這方面的專題報告”;“認真在各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和訓練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是兩項中心工作”。3月28日到4月9日,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根據這一決議指出:“在全國勝利后,一方面,在原有的老黨員中,有一小部分大思想上發生了墮落性質的變化;另一方面,因為在發展黨的工作上,疏于管理,以致又有許多覺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受為黨員;并有一些壞分子鉆進了黨內。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造成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不純潔的現象。這種現象必須克服,不然,黨將很難順利地領導與團結全國人民,完成新的偉大的歷史任務。因此,黨必須認真地、謹慎地‘對于我們黨的組織有計劃、有準備、有領導地進行一次普遍的整理’?!敝芏鱽碓跁h發言中強調在整黨中“加強統戰必要”,并轉達中央的指示要“補一課”。在“結論報告”中,劉少奇提出“正如漢族黨員必須反對大漢族主義一樣”,少數民族黨員要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反對民族分裂”:

                    少數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水平固然各有不同,他們對于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的了解和接受教育的程度,也會有各種差異,但是對于他們中間的共產主義先進分子來說,是應該同樣地要求他們高度的覺悟水平的。對于少數民族,在實行了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以后,對于少數民族的共產黨員,我們還應該要求他們具有這樣一個條件,就是說,他們必須反對本民族中的民族主義,反對本民族中的封建反動勢力,在他們與漢族發生關系時,他們必須堅持與漢族合作,反對民族分裂,反對本民族中的狹隘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歡迎漢族派去幫助他們工作的干部并歡迎漢族其他的幫助。正如漢族黨員必須反對大漢族主義一樣,少數民族中的黨員也必須反對地方的民族主義。因為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是國際的,它和民族主義的世界觀是相互敵對、不可調和的。

                    三、毛澤東的定性與民族政策大檢查的全面展開

                    毛澤東指出,“幾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特別是漢民族與西藏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在他看來,加強民族團結在對外意義上是“戰勝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對內意義上則是“把我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國家”,因此把各民族“團結成為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目的,就在于更緊密地加強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帝國主義過去敢于欺負中國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各民族不團結,但是這個時代已經永遠過去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各民族就開始團結成為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戰勝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并且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繁榮強盛的國家”。

                    具體到中央政府層面的民族工作,毛澤東不僅親自過問,而且親自指導。1950年9月,毛澤東在批語中詢問周恩來,“政法系統各部門,除李維漢管的民族事務委員會與中央有接觸外,其余部門,一年之久,干了些什么事,推行的是什么方針政策,誰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請查詢”。16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李維漢的批示中提到“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牽涉很廣,有西藏、青海、寧夏、新疆、甘肅、西康、云南、廣西、貴州、海南、湘西等處,有的須成立內蒙那樣的大區域政府,有的須成立包括幾個縣的小區域政府,有的是一個縣或一個區的政府,疆域劃分,人員配備,政策指導,問題甚多,須加統籌”, 這直接促成了政務院制定旨在全面規范民族區域自治的《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

                    在西藏民族工作中,毛澤東通過1951年5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一切進入西藏地區的部隊和地方工作人員必須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須恪守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必須嚴守紀律,必須實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價交換原則去進行的貿易,必須防止和糾正大漢族主義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為西藏人民服務的實踐,來消除這個歷史上留下來的很大的民族隔閡,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中心信任?!@個原則,不但對藏族是如此,對一切兄弟民族都是如此”。1952年1月10日,習仲勛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提出,我入藏干部應根據實際情況做好民族工作,防止過急過高要求。毛澤東把這份電報批轉負責民族工作的李維漢和劉格平,并提示“習仲勛同志的意見值得注意”。4月1日,毛澤東代表中央就西藏工作要求“我們在政治上必須采取極端謹慎的態度,穩步前進”。10月,中共中央在給西南局、西南軍區黨委并告西藏工委的指示中認為:“我們感覺自昌都解放后,昌都工委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在若干問題上卻是存在著一些急躁的‘左’的情緒,對于中央的民族政策特別是對西藏工作的方針認識不夠深刻,必須認真地加以檢查和端正”,“并要求西藏工委對昌都工委的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檢查和討論,最好讓一領導同志率領一個工作組去昌都實地了解情況,召集一次人數較多的黨代表會議,總結工作經驗,發揚成績,糾正缺點,使同志們透徹地明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對西藏的工作方針,以期工作獲得更好的進步”;并“望西藏工委在檢查昌都工委工作之后,向中央及西南局作一系統的專題報告”。12月,毛澤東針對西藏工委未報請中央批準即成立農牧部一事,批評西藏工委和軍區未遵守中央的規定,并重申“根據中央過去規定,我黨委和軍隊一切與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關的重要問題,都須報請中央處理,不歸西南處理”。

                    1952年8月,政務院公布實施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關于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實施辦法的決定》、《關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數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權利的決定》和《各級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試行組織通則》;為配合上述法令的實施,中共中央要求各級黨委遵照政務院《關于學習民族政策的通知》并組織領導學習,并要求“政治、文化水平較高的干部,并應結合學習馬列主義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及毛澤東著作中有關民族問題的指示。學習指導上應注意聯系實際、聯系工作、聯系思想,提高干部民族政策的水平,克服不正確的認識,以便更進一步地開展民族工作”。

                    在新疆工作中,毛澤東針對新疆分局因沒有正確執行中央指示向中央檢討,在1951年9月“認為是好的,望在今后工作中完滿地實現之”。鑒于中央準備集中討論新疆問題,劉少奇也在電報中“望新疆分局將土改法令、計劃及其他有關文件全部準備好,以便帶來中央審查”。1952年7月2日,習仲勛在準備提交新疆黨代會的兩個決議草案中,著重指出牧區工作中的一些“原則性的嚴重錯誤”,認為“對牧區工作沒有采取慎重穩進的方針,而是企圖實行一種危險的冒險政策;不是根據畜牧經濟的特點實事求是地去規定若干可能的改良,而是機械地搬用農業區土改的辦法去改革畜牧經濟”。毛澤東修改后請周恩來“今晚即閱”并“派人乘飛機直送迪化交習仲勛、王恩茂二同志收”,且“送到勿遲”。7月16日,習仲勛把西北局關于新疆情況和解決問題的方針報毛澤東并中央,毛澤東在20日代表中央回復指出“我們認為你對新疆情況的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針是正確的,望即照此去做”。7月15日,習仲勛在新疆省第二屆黨代會上報告中指出了在牧區工作中的“嚴重錯誤,主要是牧區工作中的方向性錯誤”。毛澤東9月9日批復認為“習仲勛同志的報告很好”,并親自做了“小的修改”。

                    1952年9月16日,毛澤東在代表中央轉發甘肅定西地委關于民族政策檢查報告的電報稿上指出:“中央要求西北西南中南每個有少數民族聚居或雜居地區的縣委及地委都和甘肅靖遠縣委及定西地委一樣,于切實檢查所屬區鄉的工作情況后向中央寫一個報告?!痹诿珴蓶|批示基礎上,中共中央在9月16日要求各中央局“以同樣嚴肅認真的精神檢查民族政策的執行情況,并把這種檢查經?;到y化,以保證民族政策能以正確地貫徹實施”。10月7日,中南局在《關于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批評了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錯誤觀念和在實際工作中“盲目地采取了一種類似同化的政策”,指出“歷來封建統治者及蔣介石匪幫所采用的‘同化政策’已遭到徹底失敗,我黨歷來是根本反對這種思想與政策的,這是與馬列主義原則相違背的”。10月31日,中央在向各中央局及分局、各有關省市黨委批轉時指出:“中南局這一指示很好,望你們參考仿行”,同時要求“有關地區的黨委于今冬必須抽出力量對民族工作重點進行檢查,了解民族政策執行情形,并專題討論一次,向中央做專題報告。此外,請責成各地有關組織部門除加強各級民委會機構外,還須抽調較強干部配備在黨的統戰部門,以搜集情況、研究政策及檢查政策執行情形”;“必須注意在事前充分做好準備工作,不要使區域自治流于形式,特別是自治區的自治權利與蒙族干部的有職無權問題,必須適當解決,不可使其‘建了家作不了主’”。1952年底,中共中央在轉發西昌、鹽邊縣委檢查民族政策執行情況報告時指出:“中央認為少數民族較少的地區,最易發生不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忽視或侵犯少數民族利益的事。據現有材料看來,少數民族較少的地區所發生的違反民族政策的事是很不少的,有些而且是很嚴重的”;因而“特在此提起你們的注意,并望你們對少數民族較少的地區的黨委加以督促”。同日,中共中央在轉發臨夏地委召開老年座談會的經驗時認為,“各少數民族聚居區及民族雜居區以及邊遠的漢族地區都可仿行”。

                    1953年2月14日,中央在節轉云南蒙自地委關于元陽縣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報告時,批示指出一部分擔任經貿文教衛生工作的干部“存在著單純業務觀點,以至大民族主義的思想作風,他們不學習民族政策,不了解民族地區工作的特點,漠視少數民族群眾的痛苦,嚴重地違反民族政策,造成工作中很大的損失”,要求“在這次民族政策的學習與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中,對這些干部注意檢查并組織他們進行學習是十分必要的”,同時要求各地省委注意對在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干部進行整訓,“達到端正思想、政策和作風的目的”。2月20日,西北局在對臨夏縣檢查民族政策執行情況報告的復示中指出:“我們在工作中任何微小的缺點和錯誤,都有被敵人利用加以破壞的危險。因而正確地貫徹黨的政策,不斷地加強和鞏固民族團結,就成為我們長時期的艱巨任務。只有經過長期艱苦的工作,才能將民族團結真正地鞏固下來,不可稍有懈怠和疏忽。為此,結合此次民族政策學習,深入檢查一下各地的民族政策,切實批評漢族干部中殘余的大民族主義傾向和回族干部中的急躁情緒,是十分必要的”。3月15日,中共中央在批轉西北局復示時指出,“許多地方的經驗證明,凡是領導機關注意了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及時予以指導,那里的民族關系就比較好,各項工作就進行比較順利。反之,凡是領導機關或領導人員中存在著輕視或忽略民族問題的錯誤思想,或對民族工作采取官僚主義的態度,那里的民族關系上就一定問題很多,就不免發生亂子,甚至發生大亂子。望各級有關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引起警惕和注意”。3月19日,毛澤東在批語中代表中央指出,“有些地方民族平等基本實現了,民族隔閡基本消除了,在這些地方可以說大民族主義只是殘余了。但在民族平等還未基本實現,民族隔閡還未基本消除的地方則大民族主義還是很嚴重地存在,不能說只是殘余。再則目前時期主要的危險思想是大漢族主義,不要籠統提大民族主義”。

                    1953年1月30日和2月21日,中南局民委主任張執一和中央民委辦公廳秘書處處長馬杰分別向中央民委匯報了河南民族工作。毛澤東在3月16日看到張執一、馬杰的報告后,代表中央在《關于批判大漢族主義思想的指示》中把“大漢族主義”的“傾向”或“殘余”直接提升到“主義”的高度,而且定性為程度上的“嚴重”:

                    此種情形,對于共產黨人說來,是不能容忍的,必須深刻批評我們黨內在很多黨員和干部中存在著的嚴重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族關系上表現出來的反動思想,即是國民黨思想,必須立刻著手改正這一方面的錯誤。凡有少數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辦法,派出張執一和馬杰這樣懂民族政策、對于仍然被歧視受痛苦的少數民族同胞懷抱著滿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領訪問團,前往訪問,認真調查研究,幫助當地黨組織發現問題,而不是走馬看花的訪問。根據不少材料看來,中央認為凡有少數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著尚未解決的問題,有些是很嚴重的問題。表面上看來平靜無事,實際上問題很嚴重。

                    1953年6月,中共中央統戰部把“關于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初步總結”列入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議程,劉少奇為此專門通知李維漢和相關同志談話。在談話中,劉少奇指出:民族問題是照顧少數問題;我們應當照顧少數,否則就是不民主;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就包含有照顧少數的精神;如只要少數服從多數,那一切民主只能漢人才有,少數民族就沒有民主權利了;應當尊重少數的權利,否則不合民主的精神。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由劉春起草的《中央統戰部、民委關于在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等省、自治區執行民族政策情況的檢查總結》,毛澤東提議把文件題目改為《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14日,李維漢在全國統戰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重要指示。毛澤東指出,漢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來做好民族工作,少數民族也要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團結漢人;劉少奇也指出,在民族問題上,不應只講漢族去幫助少數民族的重要和必要,還應該講漢族幫助少數民族對漢字是有好處的。1953年10月10日,《人民日報》就民族政策檢查的結果在社論中把大漢族主義定性為“主義”,而把少數民族的狹隘民族主義定性為“傾向”:“嚴肅地批判大漢族主義就能夠進一步地正確貫徹民族政策,有效地防止和克服狹隘民族主義,從而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民族團結。各有關地區的黨委和人民政府必須堅持不懈地努力,為克服大漢族主義和防止少數民族中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民族團結而斗爭?!?/p>

                    四、用詞調整、立法入憲與檢查總結

                    雖然通過1953年6-7月召開的第四次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得以初步總結,但這一工作卻一直 “在路上”。在1954年9月初,分管民族工作的鄧小平在政務院政務會議上總結指出反對大漢族主義的長期性和解決民族問題的長期性:“大漢族主義現在是不是得到了糾正?是得到了糾正。問題是否嚴重?還是很嚴重的。這是一個長期的斗爭。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是反對大漢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其本質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對待少數民族,而是剝削少數民族,不愿少數民族進步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是平等的,這點無人懷疑。但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經驗告訴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幾年。解決民族問題的基礎是經濟。要提高其生活水平,與我們一道前進。當經濟問題一天未解決,民族問題即未能解決?!?/p>

                    從1953年底開始,毛澤東親自領導的 “憲法小組”已經開始起草工作;在起草過程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已經考慮到把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寫進新中國的第一部國家大法當中;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憲法必須記錄實際情況,反映偉大變革,總結經驗,鞏固成果。到2月,憲法初稿已經完成并開始在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中討論;在供討論的憲法草案中,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都被同等級別地規定在“主義”的層面,并被放在序言的第二段,毛澤東后來把這一句移到序言的第五段。

                    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會議決定在“最近兩個月內完成對憲法草案初稿的討論和修正,以便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作為草案公布”。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第30次會議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交付全國人民討論。在公布的“憲草”文本中,“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一句,在用詞上被調整為“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的田家英在回答“為什么把狹隘民族主義改為地方民族主義”時解釋說:“大民族主義就是狹隘民族主義,過去《共同綱領》狹隘民族主義提法容易混淆。斯大林在聯共十二、十六、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指出:(1)地方民族主義的實質就是局限在本民族的狹隘范圍內;(2)把本民族孤立起來看問題;(3)就是把本民族脫離國家建設的總潮流,就是只看到民族分裂的因素,看不到民族團結。凡是具有這些觀念或行動的傾向就是地方民族主義,不論聚居或是散居的民族?!?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在關于憲法草案的說明中對此解釋道:“這個改動并不是內容的改動。大民族主義的特點是:歧視或輕視少數民族,忽視或蔑視少數民族的民族特點和民族形式;狹隘民族主義的特點是:把自己民族孤立起來看問題,脫離整個國家建設的總潮流,只看到民族間的分裂,看不到民族間的團結。從本質上來看,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都是反對國際主義的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所以憲法草案上把‘狹隘民族主義’改為‘地方民族主義’,提法更為科學,涵義更加明確?!?月,參與憲法討論的費孝通在《新建設》雜志上撰文,他引述李維漢關于狹隘民族主義的觀點后指出:“地方民族主義就是狹隘民族主義。共同綱領曾經用狹隘民族主義這個名詞,憲法草案采用了國際通用的名詞,地方民族主義,二者的實質是相同的”;“地方民族主義的‘特點是:保守與排外,看不見祖國的偉大和進步事物,看不見本民族的前途,安于現狀,故步自封,阻礙自己民族的前進’”。

                    在把狹隘民族主義調整為地方民族主義的同時,新憲法也把《共同綱領》關于“大家庭”的規定從“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調整為“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這一用詞的調整更加凸顯了新中國民族平等的立國原則;“憲法的各個部分都貫徹著國內各民族間平等團結和互助友愛的精神,這是中國憲法的一個極重要的特色”。

                    1954年9月15日,劉少奇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做了關于憲法草案的報告,這一報告在9月7-15日間毛澤東做了多次修改:“憲法草案反映了我國各民族利益的一致性?!覈髅褡宥急仨毤訌姾挽柟涛覀冏鎳慕y一,必須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共同為建設偉大祖國而努力。憲法草案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并宣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顯然,這樣的規定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符合我國各民族的共同利益的?!?/p>

                    必須指出,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是錯誤的。這種思想,對于我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行,都是有害的。我們從憲法 的序言中可以看到,為著繼續加強民族的團結,不僅要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也要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

                    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國國內各民族的共同目標。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保證每一個民族都能在經濟和文化上有高度的發展。我們的國家是有責任幫助國內每一個民族逐步走上這條幸福的大道的。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部分明確規定:“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國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笨梢?,以1954年憲法為標志,“兩種民族主義”正式成為“主義”。

                    1954年憲法通過后,中共中央在10月24日將1953年對民族政策大檢查的總結《關于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批發到省、市黨委。這份文件基于192份民族政策檢查報告總結指出:“這次民族政策的學習和執行情況的檢查的經驗證明,結合政策學習,有重點地自上而下地檢查與總結工作,是幫助領導機關發現、解決問題,教育干部和改進工作的有效辦法。因此今后一切有關的黨、政領導機關應把檢查與總結民族政策執行情況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其他的工作,定為自己的經常任務之一?,F在,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黨的組織工作、培養干部工作、宣傳工作、地方工業、貿易、衛生、財經、農業、學校教育、民族學院等工作,都急需由各主管部門及時加以檢查和總結?!?/p>

                    任何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或少數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義,都是與共產黨的原則,亦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不相容的。共產黨人主張國際主義,主張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并為此進行不調和的斗爭。它在黨內和人民中不斷地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以克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首先要求共產黨員克服與國際主義不相容的任何民族主義思想。正如漢族黨員必須克服大漢族主義思想一樣,少數民族黨員也必須克服地方民族主義思想。

                    ……

                    批判大漢族主義,即有利于克服民族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思想和作法。也有利于克服少數民族中的狹隘民族主義和某些地區占有多數地位的少數民族中的大民族主義,因此批判大漢族主義已成為當前民族工作中端正思想作風的中心一環。

                    由此可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民族政策大檢查是不斷發現偏差、高位推進、調整用詞、檢查糾正、立法入憲的一個累積、累進的過程。從“傳統”“傾向”“殘余”“主義”乃至“主義的思想”,隨著詞語的調整與加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在語匯上的不斷變化和加重力度,顯示出中共中央對“兩種民族主義”問題的重視程度在不斷提升。在這些開國領導人看來,民族平等是有別于歷代封建王朝和國民黨政權的立國之本,而作為新中國在民族關系上有別于舊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征,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是基于民族平等原則而結成的,因此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保證這個“大家庭”得以行穩和致遠的重要基石。為此,新中國在成立初期有意識地通過話語體系的構建,基本政治制度的實施,干部隊伍的配置以及具體政策的制定、執行、檢查和調整,不斷地高位推進民族工作。而這一持續性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西方學者的肯定:“中共運用這些政策,十分成功地把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并且開始了社會改造的進程?!睆摹斑_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到“團結各民族于一體”、“建設中華民族的新社會與新國家”,再到在新時代推動中華民族成為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的命運共同體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使各民族團結成為一個“大家庭”。雖然僅是其中的一環,但這樣一個開國經驗,時至今日仍具有參考意義和借鑒價值:作為一個不斷凝聚的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一個與社會主義統一多民族國家相伴而生的國家建設工程,既需要不斷銘記初心與使命,也需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更需要一脈相承、與時俱進。

                    文章來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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